来源：新京报 发布日期：2016-03-01
一年来，这些变化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反家暴法明天就要实施了，“打老婆天经地义”成为历史；全面二孩已经放开，实行了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成为历史；“税收法定”写入立法法，政府随意征税成为历史；居住证制度全面实施，户籍壁垒终将被打破……
这些改变，是高层作出的决策。决策的背后，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推动的身影。
有的代表身患癌症，但不妨碍调研履职，建议议案一提再提。问题不解决，答复就是“不满意”。问题初步解决，他们考虑如何进一步推动。共识，在一次次互动中逐渐形成。
今年全国两会在即，新京报找到了这些代表委员中的“代表”，讲述他们的履职经历，讲述重大政策变化背后的故事。
★对话人物
孙晓梅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UG环球360官方网站教授，长期从事妇女儿童问题研究，自上世纪90年代初，就致力于推动反家庭暴力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以下简称反家暴法），将于2016年3月1日起实施。
历经26年，孙晓梅见证了反家暴法的诞生。
这部法律的实施，是我国法制化进程的里程碑之一。“打老婆天经地义”、“揍孩子合情合理”这种传统意识中的糟粕，将会在法律的框架下得到过滤和清除。
但很少有人知道，一部法律从立题、调研、讨论到立法、施行，那些推动者经历过怎样的艰辛。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之后，很多人叫孙晓梅“硬茬”代表，推动新法立法受阻时，她当即向有关方面回复：我不满意！
罹患癌症近6年，在“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的时候，她还在想着帮助一位被丈夫虐待致死的妇女家属。
今年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孙晓梅继续和家庭暴力“死磕”，她准备提交建议：涉家暴刑事案件审理，应引入专家证人制度，由家暴问题专家帮助法庭查清事实。
背景
三成妇女遭受过家暴
新京报：3月1日，反家暴法就要开始施行了，你怎样评价这部法律在中国法治进程中的地位和意义？
孙晓梅：这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反家庭暴力法。
考察一个国家人权保障的程度，主要就看它对弱者的保护程度，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人群是妇女、儿童，反家暴法体现出对弱势群体权益的保护。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暴力是导致家庭破裂、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反家暴法有助于家庭稳定、社会和谐。
新京报：此前，和反家庭暴力有关的内容，在很多法律中都有体现，但不集中。
孙晓梅：之前，规范家庭暴力行为的法律规定，分散在婚姻法、刑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多部法律中，司法机关最需要明确的内容在这些零散的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例如什么是家庭暴力、发生在哪些人之间、预防措施、案件管辖、证据原则等等。
新京报：在现实中，反家暴的执行情况如何？
孙晓梅：由于没有明确统一的法律规定，几乎同样的家庭暴力案件，在不同地区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审判结果，量刑轻重不一、差别很大，有些案件罪名认定也存在巨大争议。反家暴法的出台和实施，解决了统一执法的问题。
新京报：中国的“家暴”情况现状如何？
孙晓梅：据官方统计数字，全国2.7亿个家庭中，遭受过家庭暴力的妇女高达30%，其中九成施暴者是男性，每年有近10万个家庭因家庭暴力而解体。
新京报：这些年，“家暴”行为从整体上有过怎样的变化？
新京报：上世纪90年代，人口还没有大范围流动，家暴都是“关”在自家门里。后来人口跨地域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家庭类型出现了变化，同居关系这种“临时组合家庭”增多，“同居暴力”随之成了社会问题。
家暴的起因也有变化，上世纪90年代，施暴者主要是出于大男子主义等传统不良观念，近年来，物质纠纷引发的家庭暴力增多。但反家庭暴力的意识也有所增强，原来，受害者不敢讲、不愿讲。现在，不少人不仅肯讲，而且讲得很细致，遭受了暴力不再忍耐，敢打110求助。
调研
全球超120个国家对家暴立法
新京报：你从事这部法律的研究、推动已有二十多年，最初哪些原因引起了你对反家暴立法的关注？
孙晓梅：1990年，我开始研究中国的家庭暴力问题，那时不叫“暴力”，更不叫“家庭暴力”，人们还不接受“家庭暴力”这个词，只叫“挨打”、“殴妻”。
1993年，中国管理科学院妇女研究所，也就是现在的红枫热线，做了一个项目，对北京市30个城市户口和30个农业户口的婚姻暴力受害者做个案访谈，我承担了对30个农业受害者的调查，没想到调查农村妇女受虐待的情况比城市妇女困难得多，农妇们不认为被丈夫打、受到暴力侵犯是一个问题，不愿意讲自己的经历，不少人还用奇特的眼光看着我，“你为什么要问这些？”“你怎么不上班？天天到我们村里来？”
最终调查完成了，我深受触动，从那时起，家庭暴力成为我的重点研究课题。
新京报：调研、走访的过程中，有哪个人（家庭）或哪件事让你印象最深刻？
孙晓梅：印象深刻的太多了。去年浙江审理了一起同居暴力案件，一个女孩不堪忍受同居男友的长期殴打，用刀捅死了男友。庭审时，女孩说自己实在走投无路了。她拒绝向男友的父母道歉，更是拒绝赔偿，一直喊：他（男友）罪有应得，该死！
实际上，开庭前，她的代理律师做过她的工作，她自己也清楚，向男友的父母道歉有利于给法庭留个好印象，可她仍然表现出了对男友的深入骨髓的恨意。我一直在想：究竟经受了什么样的暴力虐待，让这个女孩有如此之恨？
新京报：据你了解，目前在国际上，关于家暴的立法情况怎么样？
孙晓梅：世界上至少有120多个国家对家庭暴力立法；其中对家庭暴力专门立法，或者以家庭暴力法命名的国家大约有80多个。用专门立法规制家庭暴力已成国际发展趋势。
新京报：国外针对家暴的专门立法，你能记住哪些有特色的细节？
孙晓梅：有的国家设立“家庭暴力注册簿”，将虐待妻子的人统统记录在案；有的国家有“紧急状况下保护令”制度，接到报警，警方可以破门而入、制止暴力行为，还可以将遭受暴力的妇女儿童带离或者跟施暴者隔离，电影《刮痧》描述的就是这样的场景。
亮点
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
新京报：目前普遍存在的家庭暴力行为，都有哪几类？
孙晓梅：概括来说，家庭暴力包括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等几类。反家暴法的界定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明确点出了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没有直接提到性暴力，不过，性暴力应该是包含在其中的。
新京报：即将实施的《反家暴法》有哪些亮点？
孙晓梅：最突出的亮点就是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遭遇或面临家暴，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是当前世界各国应对家庭暴力的主要司法救济手段之一，早在2008年，基层法院就有试点，据不完全统计，到2014年2月，试点法院签发了约500份人身保护令，对家暴受害者的保护率达98%以上。
新京报：反家暴法制定过程中，同居暴力是否应该入法，曾引起过广泛讨论。
孙晓梅：是经历了一些波折。2014年11月国务院法制办发布的《反家庭暴力法征求意见稿》中，并没有将同居暴力纳入到反家暴法的适用范围内。
有人认为，同居关系并不是法律认可的家庭关系，所以“男友打女友”、“前夫打前妻”等同居暴力，不是家事，不属于家暴，而是社会暴力。我则认为随着社会的变化、家庭形式的演变，反家暴法不应该将同居关系排除在外。2015年3月2日，最高法、最高检等四机关出台《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将同居暴力纳入其中。可2015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审反家暴法草案时，一审稿还是没有纳入同居暴力。
我和不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当时都提出，司法机关的成熟做法为什么不能纳入到反家暴法中？同居暴力入法可以体现出反家暴没有禁区，我国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直到两个月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反家暴法草案时，才增加规定“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参照本法规定执行”，意味着同居暴力终于入法。
新京报：关于共同生活人是否包括同性恋，也曾引起过争议？
孙晓梅：反家暴法审议通过后，在新闻发布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主任郭林茂曾明确回应：共同生活人员不包括同性恋。几天前，我受邀参加了一个特殊的研讨会，与会人员以同性恋（多元性别）为主，很认真地讨论一个问题：既然共同生活人不包括同性恋，那么反家暴法施行后，“亲密伙伴”之间的暴力行为怎么办？
新京报：从各个层级的责任和规定来看，目前的反家暴法可操作性如何？
孙晓梅：可操作性还是比较强的，比如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当受害者由于威吓等原因，无法提出申请时，谁可以代替她向法院提出申请？一审稿的规定是近亲属。审议时，我和不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都提出，公安机关、居委会等机构应该成为代为申请的主体，特别是公安机关，由警方协助执行，对施暴者的威慑效果更好。最终的法律就规定，近亲属、公安机关、妇联、居委会、村委会、救助机构都可以代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推动
“硬茬”代表5年6次提交建议
新京报：从调研、推动、立法到实施，反家暴法的诞生，经过了哪些历程？
孙晓梅：上世纪90年代主要以调研为主，2001年，作为农工民主党中央妇委会主任，我向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提交“反对对妇女暴力行为建议”党派提案，这也是全国第一份跟反家暴有关的提案。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之后，2009年至2014年，我提交了6个建议，建议加快反家暴法立法进程。201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反家暴法作为预备项目纳入立法工作计划，从那时起到法律正式出台，不到3年。
我想说的是，并不是我一个人推动反家暴立法，妇联、公益组织、全国人大等都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从征求意见到一审、二审，展开了全民大讨论，反家暴法的制定过程也是我国法治进步的一个缩影。
新京报：万事开头难，立题和调研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
孙晓梅：1993年做30个农业妇女受害者的调查，最后形成了30万字手稿，可手稿交上去之后，被有关部门搞丢了，研究不得不搁浅，当时我很后悔，如果有一些钱，复印了，该多好！
1997年，我们又做了一个反对对妇女施暴的调查，调查对象800人，工人、教员、学生、医生、家庭主妇、律师、警官、社会工作者各100名，问卷调查入户，有的施暴者威胁我们：“砍死你们算了，一了百了”。
新京报：有人称你是“硬茬”代表，在推动立法的过程中，有过哪些周折？
孙晓梅：2001年提交的“反对对妇女暴力行为建议”党派提案，负责答复办理的部门是全国妇联，这让我很无奈，因为跟我相同，全国妇联也在呼吁反暴力，这相当于打出的球，又弹了回来。
2009年、2011年，我向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三次会议，提交议案、制定建议，可有关方面答复：目前首要的任务是修法，家庭暴力的内容可以在各种法律中体现。也就是说，有关方面认为，没有必要专门制定一部反家暴法，修改其他法律中跟家暴有关的条款即可。我对有关方面的办理答复，当即表示不满意。
2012年，我又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提交《关于加快反家庭暴力法立法进程的建议》，欣慰的是，这一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反家暴法作为预备项目，纳入了当年的立法工作计划，反家暴法立法终于正式启动。
展望
意识和细节决定新法实施效果
新京报：新法实施后，在执行层面，你觉得哪些方面需要注意？
孙晓梅：首先是宣传教育，提升全社会的反暴力意识，如果没有意识，那么反家暴法只会停留在纸面上。
取证意识也很关键，比如“以暴制暴”的问题，怎样证明长期遭受了家庭暴力？严重到什么样的程度？这都需要有法律认可的证据，可不少人没有取证意识，或者不会取证。
还有一点，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代为申请的主体，包括公安机关，那么公安机关如何跟法院配合？是不是需要对基层民警做培训？这些细节都关乎反家暴法的实施效果。
新京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即将开幕，你会提交哪些建议和议案？还会与反家暴有关吗？
孙晓梅：涉家暴刑事案件审理，应该引入专家证人制度，我准备提交这个建议。
涉家暴刑事案件往往很复杂，法官、检察官是法律方面的专家，可他们能不能真正厘清家暴关系？比如受虐妇女杀夫案件，法官、检察官能不能真正理解受暴妇女杀夫行为的合理性？能不能真正体会到她们的极度恐惧心理？国外的成熟做法就是引入专家证人制度，由家暴问题专家帮助法庭查清事实。
新京报：罹患癌症近6年，你现在身体情况如何？学术研究、代表履职等会不会压力太大，影响到身体？
孙晓梅：现在的身体状态还可以，定期到医院检查。病情比较严重的是2010年，刚接受完化疗，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只能接听电话，这时得知了董珊珊案件，结婚才10个月的董珊珊，被丈夫虐待致死，其丈夫被认定构成虐待罪，可不少法律专家认为应该定为故意伤害罪。当时我很着急，很想为董珊珊做些事，可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什么都做不了。
我觉得，对待病情最重要的是心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很重要，现在我不仅行动自由，还能出差呢，过些天就要到广西做一个儿童餐的调研。（记者 王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