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语文本和单位或多或少是可译的，而不是绝对可译的或不可译的。

                         ——J. C.卡特福德（《翻译的语言学理论》，1991；第108页）

J. C.卡特福德（1917-2009）是英国著名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被誉为是与美国的尤金·奈达、法国的乔治·穆南等齐名的翻译语言学创始人。他曾任英国爱丁堡大学和美国密执安大学语言学教授。J. C.卡特福德被奈达誉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翻译语言学家”，他也是伦敦语言学派中比较系统地提出翻译理论的专家。

卡特福德在其《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一书的最后一章，即第十四章着重谈到了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以及文化差异给翻译带来的困难，即所谓“可译性限度”。

首先，卡特福德指出，在完全翻译中很难描述可译性限度。从直观上讲，可译性是一个连续体而不是明确的二分体。原语文本和单位或多或少是可译的，而不是绝对可译的或不可译的。完全翻译中的翻译等值关系取决于同一语境中原语和译语文本的互换性，也就是说，最终取决于原语和译语文本与语境实体相同的（最低限度是部分相同的）相关特征的关系。

其次，若不可能把功能上相关的语境特征建立在译语文本的语境意义之中，就无法进行翻译，或者说出现了不可译性。从广义上说，这种不可译性分为两类：一是语言上的困难，二是文化上的困难。

在语言的不可译性中，功能上相关的特征包括实际上是原语文本的语言的形式特征的某些特征。假如译语里没有形式上的对应特征，那么这个文本或者这个单位就是（相对来说）不可译的。语言的不可译性主要发生于以下情况：原语文本所特有的歧义就是一个功能上的相关特征，如原语的双关语。歧义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两个或若干个原语语法或词汇单位共有一个体现方式；二是原语单位一词多义，而译语没有相应的一词多义。

文化的不可译性则是指，当原语文本功能上相关的语境特征在译语的一部分文化中不存在时，就产生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它可以导致所谓文化的不可译性，这种不可译性一般不像语言的不可译性那么“绝对”。在许多情况下，造成“文化上不可译”的单位的“不可译”的原因，是因为在译文中使用任何近似的翻译等值成分都会在译语中产生一种不同寻常的搭配。说“文化的不可译性”，可能正是搭配的不可译性的另一种说法，即在译语里找出等值搭配的不可能性。这也可以算作是一种语言上的不可译性。

参考文献：

J. C.卡特福德（著），穆雷（译），《翻译的语言学理论》，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