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面当然力求其易解，一面保存着原作的丰姿……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中国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1927年以后，鲁迅在思想上成为一个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并被公认为左翼文坛的盟主。在他一生的最后十年里，他又对翻译问题作了一系列非常精湛的论述，在当时整个翻译界影响极大，并在中国译学理论史上建立了丰碑。
  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在清末民初，就已比较明确地提出“直译”的观点。他的“直译”实际就是“正译”，它的对立面是“歪译”，而不仅仅是相对于“意译”而言的。换而言之，从浅处说，“直译”是与“意译”相对的一种译法；从深处说，“直译”是包括正确的“意译”在内的“正译”。他主张“直译”，但并不赞成蹇涩和拘泥；而对经过“潜心研究”的“意译”，他是求之不得的。
  1931年12月28日，鲁迅在与瞿秋白讨论翻译问题时认为，在供给知识分子看的译著中，应主张“宁信而不顺”的译法。鲁迅主张在翻译中容忍“不顺”，并非是一种消极的办法，而是一种积极的主张，为的是“输入新的表现法”和改进中文的文法、句法。他指出：

  一方面尽量的输入，一方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了，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但这情形也当然不是永远的，其中的一部分， 将以“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这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的批判。

  关于在翻译中既必须力求易解，又必须保存原姿，在语言上不必完全“归化”的主张，鲁迅在1935年6月10日写的《“题未定”草•二》(载7月1日《文学》月刊第5卷第1期)中，还作有精彩的论述：

  还是翻译《死魂灵》的事情。……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日本文的译者上田进君，是主张用前一法的。……所以他的译文，有时就化一句为数句，很近于解释。我的意见却两样的。只求易懂，不如创作，或者改作，将事改为中国事，人也化为中国人。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像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翻译。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面当然力求其易解，一面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了。不过它原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惯，为比较的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张削鼻剜眼的，所以有的地方，仍然宁可译得不顺口。只是文句的组织，无须科学理论似的精密了，就随随便便，……

  鲁迅关于翻译的“欧化”、“洋气”问题的主张，看来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为了“益智”，与旅行外国相似，必须有“异国情调”；二是为了“输入新的表现法”，以改进中文的文法。这后一方面，是从属于他的整个改造中国语言的博大思想的；换言之，鲁迅正是站在中国语言改革的高度，来论述他的“直译”、“硬译”主张的。而我们也必须联系他的这一博大的总体思想，才能更准确地理解他的有关译论的正确性。